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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中国植物研究新道路 记方文培与四川大学

中国园林7月14日消息：四川大学植物标本馆的植物标本储量居全国高校之首，也是世界著名的标本馆之一，它是由方文培教授历经四十余载创建而成的。

方文培（1899.12—1983.11），四川大学一级教授，著名植物学家，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荷兰皇家学会会员。曾任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四川省植物学会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中国植物志编委，四川植物志主编等职。1932年以来，共出版植物学专著11部，发表论文80多篇，是世界公认的杜鹃花科、槭树科专家,被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

不辞艰险入深山爱国赤诚托杜鹃

杜鹃花居世界三大名花之首。我国是“杜鹃花之家”，杜鹃花种类占世界的80%。上世纪三十年代，欧美传教士、植物学家纷至沓来，盗走了我国数百种杜鹃花。他们以此为亲本，不断培育新种。祖国受欺凌，杜鹃遭抢夺，面对此情此景，方文培教授的拳拳爱国心化作了拯救杜鹃花的切切赤子情。

1928—1933年，方教授回到四川作植物调查。这次调查，他采集到了十分丰富的杜鹃花标本，仅在金佛山他就发现了不为人知的3种杜鹃：金山杜鹃、弯尖杜鹃和川南杜鹃，并按世界统一分类法为其取了拉丁学名。他还采到了阔柄杜鹃和粗脉杜鹃的花，补充订正了前人的原始记载。

1934年，方教授到了达尔文的母校、以杜鹃花研究闻名于世的英国爱丁堡大学，深入研究杜鹃花和槭树的分类。杜鹃花标本室里，摆满了大多来自中国的宿苞豆杜鹃花模式标本，睹物生情，他感慨万千：“蜀国曾闻子规鸟，英伦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在这里，他勤学苦钻，并于1937年6月以优异成绩取得植物学博士学位。

同年他归国任教于四川大学，潜心于杜鹃花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他主编的《中国四川杜鹃花》（1986年出版）概述了中外专家学者和他本人研究杜鹃花的成果，绿叶线蕨阐明了全世界850多种杜鹃花为什么竟有550多种产在中国而又密集西南的原因，综合论述了我国杜鹃花的分布、特征、生态环境及其栽培繁殖，创造性地用520多幅彩色照片将四川省的杜鹃花的生态环境、花冠、腺体、毛被磷片逼真地再现出来，广受赞誉，并获得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多年来为保护杜鹃花物种，他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在他和诸多同仁及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华西亚高山植物园的杜鹃花专类园已被建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最大的原始杜鹃花保存中心。如今，我国从国外先后引回100余种中国杜鹃花原始种，中国的杜鹃花终于能在自己的国土上骄傲地怒放了。

采集标本酬壮志毕生求索攀高峰

方教授在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就读时，发现《中国植物名录》和《中国植物志略》竟是外国人编著，不禁愕然，遂立壮志：一定要编写中国自己的植物志！

他跋涉于四川的深山丛林之中，深入荒无人烟之地，披荆斩棘，餐风露宿，评估产品的机械或电气值采集植物标本，是当代全面翔实掌握四川植物资源的第一人。留英期间，他颠沛于欧洲诸国，考证了大量植物标本。访美期间，他四处奔走，耗尽钱财，把珍贵的几千种中国植物标本拍成照片带回祖国。方教授毕生共采集植物标本11万多号，约50万份；发现植物新种100余个，其中40多种由他命名；创建了储量名列全国高校之首的四川大学植物标本馆。

1942年，方教授发表了《峨眉植物图志》。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版第6卷中写道：“在三十年代强有力的林奈分类法及西方科学文化影响下，中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方文培于1939年发表了槭树科专著，他不仅给了科学的拉丁学名、中文名称及特性，而且用英文著述。后来在他另一部著名的《峨眉植物图志》对这些相关的问题都包含在它的研讨之中，开拓了中国植物研究的新道路。”英国皇家园艺学会认为，此著作显示了方教授非凡的才华和惊人的发现，于1950年授予他银质奖章。《四川植物志》（生前已出3卷）被国际植物学会会刊《Taxon》著文介绍，受到高度称赞。

他参使纸箱的水份到达动态平衡状态编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获国从政府层面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主编的《中国植物志》第46、52卷获国家教革舌蕨委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2月，《中国植物志》全部出版，并被评为我国2005年十大科技成果之一。

方教授“中国人编写中国自己的植物志”的毕生追求终于变成现实。

勤苦浇灌科教园呕心培育栋梁才

方教授在创建四川大学植物分类学和科研基地的40余年中，还致力于外文图书与植物标本的建设和师资队伍的培养。到川大伊始，他便向出版界争取订购外文书刊，或函请国内科研单位赠送或分购重份，或用他自己著作的单行本或国内发行过的过期刊物向国外交换。他于1937年加入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后，学会会刊《爱丁堡植物学记录》每期都会寄给他，而他一收到此刊就无私地献给生物系师生共读。他还为系里外文书刊的订购、复制、打印及微片和微片阅读机的购买等，做了大量工二乔木兰作。

就这样,国外植物科研的新信息、新资料，如同潺潺山泉源源不断地灌溉着川大的植物科研园地。

鸦片战争后，我国植物资源备受帝国主义掠夺，致使中国植物原始记载散见于许多外国书刊和植物标本室。要了解一种植物是否被发现过，需查阅上百种专用文献，有时还要查阅专用文献以外的大量有关文献，因而不少青年师生对植物学的学习和研究望而却步。方教授以顽强的毅力、超乎常人的执著和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将这些问题逐个化解，扫清了植物后学在科学研究的障碍。在他编写的《植物学分类学备要》讲义的第4部分，把近200年来英、美、法、德等12国70多位植物学家的著述中关于中国植物分类学的文献90多种，一一作了详介，为中国植物学的发展，为后学对植物分类的学习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方教授亲手培养了十几届植物专业和林业专业的本科生，四届研究生，一届外国留学生，不少学生已成为国内外的教授、研究员、著名学者。

他经常带领年青教师进行野生植物调查、科学研究，还经常帮他们审稿、改稿。即便是逝世前数日，他仍然坚持坐在医院病床上给一位同事字斟句酌地修改论文。

方教授才华卓越，硕果累累，为我国植物学的科研、教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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